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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日期:2011年6月21日  有4430位读者读过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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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关乎国民素质、体制改革和民族未来

一、品安全与三代中国人的智力、体力和脑力

“民以食为天”人类对食物的安全是不容许有丝毫污染和掺假的。只有足够安全的食物,才能使百姓“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然而,随着世界科技革命之后工业化的大发展,化肥、饲料、各种食物添加剂、动植物的增长素等等,从土地到粮食、从禽畜到人类,各类化学元素无处不在,无处不在的还有各种含有化学元素的食物。因为片面追求利益和收益的最大化,各种食物添加剂、动植物的增长素等等不仅损坏了真正意义上的绿色食品,而且给人的身体健康带来巨大的危害性。

  近日,从网上看到中国网络领军人物、网络资深评论家黄晨灏先生《食品安全问题必将牺牲三代中国人》一文。文章直指“变异食品也将会使中华民族智力、体力、脑力以及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整体下降。一些黑心企业家不顾老百姓死活,长期推销家禽催长素、化学元素增产剂、杀虫剂等有害元素产品毒害中国人,这是一个长期存在、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性问题。”并且指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将牺牲三代中国人”。在我看来,这绝非危言耸听,并且就当前国内食品安全问题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食品安全是指无毒、无害的食品,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可是,近年来由食品违规的化学添加剂引发的食品危机事件中,不论是2006年的海盐“瘦肉精”超标猪肉和内脏导致上海336人次中毒,还是2009年的三鹿“三聚氰胺奶粉”,都只是化学添加剂的快速发酵而已,直接导致当事人的身体健康或性命受到伤害,这仅仅是现实存在并且能够及时预防的化学危害。饲料催肥的禽畜肉、农药催熟的蔬菜、化肥增产的粮食等一旦对生命构成威胁的时候,即可弃之不用。但是,面对被城市化进程和奇高房价蚕食下越来越少的耕地,因为解决温饱、因为发家致富奔小康,成为一些专家、学者的化学反应堆时,导致全国耕地碱化或板结现象严重。不止于此,一些耕地如果单纯地只施化肥,不施农家肥,板结的不仅是土地,还有大量减产的粮食。

  面对化学元素无处不在的各种化肥、饲料、添加剂、农药等,据《求是》主办的《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发布《2010~2011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报告》显示,近七成人对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感到“没有安全感”。在此,笔者认为这个“七成人”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

  由此看出,化肥中化学元素对耕地的侵蚀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土地对于化肥的依赖性已经足够引起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安全健康的绿色食品”,目前看来只能是国人的美好愿望而已,真正的“绿色食品”在化肥、饲料、农药、添加剂等的包围之下,已经没有立足之地。所以说黄晨灏先生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将牺牲三代中国人”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或危言耸听,是有章可循、有理可依。如果对中国目前红线以内的耕地不加以重视,任各种化肥在“解决中国人温饱问题”理论下不加遏制地肆意施行,或者任各种禽畜饲料大肆添加,伤害的不仅仅是国人的健康,还有对耕地土壤结构的破坏,那么,食品安全问题牺牲的又何尝是三代人?

因此,食品安全问题不仅仅是局限在三鹿“三聚氰胺”之类的有意人为的问题上,更多的应该将视线转移到如“蔬菜、粮食”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上来,有效引导和遏制化肥、农药、禽畜饲料等含有化学有害物质的使用,以做到不超标、不过量。从种植粮食的土地、禽畜饲养等源头上控制食品安全问题,依法确保耕地安全、食品安全,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以人为本,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

二、管不力造成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发生

    笔者梳理发现,从近期曝光的“染色馒头”“回炉面包”“瘦肉精”猪肉、“牛肉膏”事件,到以前披露的“三聚氰胺”奶粉、“大头娃娃”奶粉、“假葡萄酒”事件,其中暴露出的“马后炮”监管,并不少见。

  2008年发生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从当年3月起三鹿集团、有关部门就陆续接到消费者反映,在前期长达四五个月时间内,各级检测机构先后多次对三鹿奶粉进行检验,“均未发现问题”。直到9月被媒体曝光后,地方政府和企业才开始“彻查”。

  2010年底的河北“昌黎葡萄酒造假事件”中,当地的假葡萄酒业存在多年,形成了“造假一条龙”,甚至带火了当地的酒精、食品添加剂及制作假冒名牌葡萄酒标签厂家,而当地的监管部门竟“浑然不觉”。直到被曝光,才开始“迅即”介入……

  在疑云未散的“瘦肉精”事件中,有关部门排查后对外界称,确认的“瘦肉精”阳性生猪主要集中在河南济源周边四县市。而“巧合”的是,媒体所曝光的,也是这四县市。“搞调查的媒体掌握得这么准?没被曝光的就全都让人放心吗?”老百姓心存疑虑是很自然的。

  ■媒体 调查

  部分监管人员“每天就想着如何创收”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现行体制下,一些地方监管部门的办公经费和人员工资,要依靠上级返还的收费罚款来“解决”,这多少造成了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的“执法为利”。

  山东某县质监局一位食品审查员曾多次向媒体记者反映基层监管问题:“现在的财政供养机制不是很顺,收费罚款省局、市局都扣一部分,剩下大约80%是‘自己’的,所有人的工资福利就从收费、罚款中出。如果说之前曝出的上海出租车运营是‘钓鱼执法’,我们现在就变成了‘养鱼执法’,每天的工作目标就是想着如何完成‘创收’任务。”

  据了解,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浙江一名基层监管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有的年份几个月可以不干活,因为“前期努力”,已经提前完成了全年的“创收”任务。

  笔者在“质量技术监督人士的网络家园”——“中国质量热讯”网上看到,有些帖子说“我们的工资来源于企业的违法所得”,“只要给了钱,立马变成甜瓜脸。能否吃上饭比有没有面子重要些”。

  此外,来自一些地方政府的压力,也削弱了监管力度。

  ■ 专家观点

  “监管部门失职不能免责”

一些专家学者指出,从已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来看,虽然部分人员确实存在失职、渎职行为,但法律法规对于如何判定监管部门是否履职到位,缺乏明确界定。每次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监管部门“理直气壮”地把矛头指向肇事者,但监管部门和监管人员的失职却易被忽视。“这种现象一定要杜绝,监管部门也不能免责。”山东大学社会问题研究专家马广海说。

  “在信息化高度发达和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高度关注的今天,食品安全监管一旦不及时,极易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所以强化监管是重要的突破口。”舆情问题专家、天津社科院研究员陈月生等专家认为,应从问责“查处比曝光慢半拍”现象入手,铁腕查处失职渎职、以权谋私、执法腐败、部门牟利等行为。

  “我们常说食品安全问题是‘九龙治水’,为什么?这在经济学上存在着‘搭便车’的尴尬。”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锫说,食品的监管部门众多,每个监管环节都会认为,我这里没管住,自然会有别人来管;反过来,如果我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去管,食品安全不出问题反让其他部门“搭便车”,破除这种职权交叉的体制势在必行。

  专家建议,按照查获情况重奖举报者,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力量,让不良分子无藏身之地,从而净化食品市场。

 最近,上海的“染色馒头”让人们再次将目光聚焦食品安全。近年来,地沟油、毒火锅、苏丹红、瘦肉精、三聚氰胺、香精大米……问题食品五花八门,触目惊心。

三、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天大的责任,谁来担?
  20096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正式施行,食品安全问题步入法制化轨道。仅去年一年,各地就查处违法违规行为13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8人,取缔和停产违规企业单位10余万家。
  “保障食品安全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责任,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切实把食品安全这一重大民生工程抓实抓好。”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组在湖北执法检查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的话掷地有声。

1) 4个“大盖帽”为何管不了一棵豆芽菜? 多头监管往往是有利抢着管无利都不管
  沈阳市发现了“药水豆芽”,有记者举报投诉,打了一圈电话,竟被4个部门推了回来:质监部门称自己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市场上的豆芽归工商部门管理;工商部门称豆芽是初级农产品,应该归农业部门管;农业部门称没有拘留资格,很多违法商贩在检验结果出来前就逃跑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则称,自己只负责检测饭店或食堂里做好的饭菜……4个“大盖帽”管不了一棵豆芽菜?
  “出了问题,到底谁管?”4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组在湖北省荆州市的座谈会上,有人问道。“有些时候,是我批给谁、谁就来管。”荆州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明说,“好管的时候大家都管,不好管的时候大家都不管。所以一旦出了问题,我就来批由谁牵头。”

就构建统一协调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监管体制,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去年2月,国务院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意在加强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的综合协调和监督指导。

分段监管、“多龙治水”,最怕推责任、“踢皮球”。“目前,我国采取了分段监管和品种监管相结合的模式,实际工作中确实也存在一些监管边界不清、监管重复和空白并存等问题。”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勇说,“今后,我们将继续加强综合协调能力建设,既要强化各监管部门的工作,又要不断消除监管漏洞、完善全程监管措施。”湖北省副省长张通则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出台食品安全法配套法规。
  411日上午,湖北省武汉市中百仓储超市长青路店,一位顾客称了23.8元的精选猪肝,在柜台旁的电脑上登录“武汉市肉品流通安全信息监管系统”,输入价签上的追溯码,追溯信息立即在电脑上显示出来:生猪来源为中粮集团黄陵猪场;屠宰场为武汉中粮肉食品有限公司。这样一来,一旦出现问题,马上就能追溯到出问题的环节。

为搞好分段监管衔接,2010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在上海、大连等10个城市启动了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该体系是为了使各流通节点的信息互联互通,形成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质量安全追溯链条,实现肉菜质量安全的全过程无缝隙监管。

最近苏州通过信息化手段、物联网,也建立了类似的肉菜流通渠道可追溯体系。这项制度在全市推开后,将覆盖67个屠宰场,184个农贸市场以及大批超市。然而,今年的525日苏州南环批发市场还是出现了状况,一黑心商贩把三吨病死猪肉夹带在检疫合格的猪肉里一并出售,部分绞成肉泥或片成大排零售。物联网的可追溯体系对此束手无策,还是群众举报使之得到查处。 

再者,就是快餐盒饭问题!很大一部分快餐盒饭是在家庭作坊里做成然后推到人群密集处售卖或者送到一些企事业单位作为工作餐食用,笔者的午餐就是这种工作餐,休要枉谈这种快餐盒饭的色、香、味,隔三岔五的来上一块变质变味的鱼或肉让你吐都来不及。这种家庭作坊由谁监管,又用什么方法监管?
  (2) 标准不清,问题说得明白吗? 依法管理期待明晰标准

去年8月初,“圣元奶粉致婴儿性早熟”的传闻让不少家长人心惶惶。随后不久,卫生部通报调查结果:奶粉检测结果符合国内外文献报道的激素含量范围。湖北3例婴幼儿单纯性乳房早发育与食用圣元优博婴幼儿奶粉没有关联。
  411日,武汉市,全国人大常委会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汇报座谈会现场,这个发生在当地的食品事件再次成为讨论热点。说起当时的情形,参会者说:“医生讲医生的,专家讲专家的,没有统一的标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国家的奶粉标准中,没有定激素的本底是多少。哪一些属于内源性的?哪一些属于外源性的?”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总工程师程静接过话茬:“那问题说得明白吗?说不明白。”
  食品安全标准的不统一、不完整,或多种标准冲突,不仅困扰着执法者,也让守法的企业茫然无措。令人欣慰的是,食品安全法实施后,各项工作有了良好进展:
  200911月,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正式组建,组织对食品中的甲醛、铝、镉、硼砂/硼酸、食盐加碘、野生蘑菇中尼古丁、紫砂煲中有害物质、婴幼儿奶粉中性激素等开展风险评估。
  20101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成立。当年,共组织审议通过了246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目前已公布标准172项,其中包括68项乳品、102项食品添加剂产品标准、2项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含66种农药),即将公布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预包装食品标签、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等一批重要食品安全基础标准。
  到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省、市、县三级监测点组成的全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2010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共监测了67种食品、12.4万份样品,为客观评估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提供了科学依据。

3)添加剂检测方法落后,  食品安全管理如何走出怪圈

总体来看,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和标准体系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据了解,我国仅有30%的省级疾病防控机构能够承担2010年国家计划的全部监测项目。在“圣元奶粉”事件发生时,全国的检测机构中具备检测食品中性激素能力的仅有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家。“这些与实现早期发现食品安全问题隐患的要求相去甚远,难以适应我国食品安全相对复杂的形势和繁重的工作任务,迫切需要有关部门加大支持力度。”卫生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410倍罚款能否挡住暴利诱惑? 地方立法的配套支持应跟上
  “我不会吃的,打死我都不会吃,饿死我都不会吃,我自己做的东西我知道能不能吃。”上海“染色馒头”事件中,馒头制作工人的一席话令人心惊。
  毒大米、地沟油、问题奶粉、化学火锅……一桩桩食品安全事件折射出食品经营者的利欲熏心和诚信缺失、道德滑坡。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保证食品安全,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条规定明确了食品生产经营者是保证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法定义务。
  “现行法律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者恶意违法行为的震慑力较小,特别是对于一些主观故意违法、但危害后果轻微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量刑,如何实现惩戒的目的,还需要在今后完善相关配套法规时进一步细化。”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违法成本低是一些食品企业以身试法的重要原因。按食品安全法规定,罚款上限是“货值金额十倍以下罚款”或“十万元以下罚款”。由于罚款不能伤筋动骨,一些违法企业即便被吊销许可证,也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家新企业又开张了。近期,北京市进行食品安全整顿,共查办食品安全违法案件15114件,罚没款4057万元。据此计算,每起案件的罚款平均仅2684元,对大多违法企业而言,恐怕顶多算是隔靴搔痒。“挣的钱远远多于罚的钱,一些企业被罚后还接着违法。”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一针见血地指出。
  监管不到位也使食品安全法的震慑力大打折扣。目前,我国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和小作坊约46.2万个,而全国质监系统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监管的行政人员6210人,人均监管74个生产单位。绝大多数监管人员不是专业人员,缺少专业知识,无法监管到位;甚至有无编人员从事执法工作,也影响行政执法的合法性。
  治理食品安全乱象,除了全面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地方立法的配套支持也十分重要。我国对企业食品生产监管已有较完备的法律制度,但对作为监管难点的小作坊,只有宁夏、重庆等地完成了相应的地方立法。有专家指出,这不利于提升整个食品行业的安全生产水平,建议督促地方人大加快立法进程。

民进苏州吴中区委综合二支部 

朱国宝

20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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